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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歲的何炯，似乎很難逃離“悲悲戚戚”的工作。

20年的護士生涯，她一直在浙醫(yī)二院重癥監(jiān)護室，工作常態(tài)就是生命的脆弱和無助。

38歲的那年，她調(diào)離護士崗位，成了省紅十字會一名人體器官捐獻協(xié)調(diào)員。

對大部分人來說，這是一份陌生的職業(yè)。直白點說，就是針對臨床上確認腦死亡的病人，勸說其家屬捐獻病人的人體器官。太過冰冷和殘忍的這份工作，何炯更愿意詮釋為“生命擺渡人”：拯救一個生命，延續(xù)一個靈魂。

認識何炯，源于最近杭州本地論壇上一則討論器官捐獻的帖子。發(fā)帖的姑娘和父母在這個問題上產(chǎn)生了嚴(yán)重的分歧。

器官捐獻，對一方意味著死，對另一方又意味著生，抱歉、卑微、感激、幸運……人世間似乎沒有哪一個決定讓人如此糾結(jié)。

8年時間，何炯和同事們勸說了四五百個家庭，成功的有一百多例，這已經(jīng)是一個了不起的數(shù)字。其間遭遇冷眼和不理解，甚至謾罵。

“每個人的故事，都值得訴說。”何炯將這些故事裝在心里。

因為你能做這個工作

躺在病床上的那些青年與中年，往往因為一場意外或一次突發(fā)疾病，讓他們基本符合臨床腦死亡的標(biāo)準(zhǔn)：比植物人更糟，沒有恢復(fù)的可能，不再有自主呼吸。

和真正的死亡，只有一臺呼吸機的距離。

拔掉呼吸機，不用太久，他們的心臟就不再跳動，血液也停止流動。再過五分鐘，沒有取出的器官就會冷卻凝固。

每凝固一個器官，就意味著平均一百五十位等待器官移植的人，失去一次機會。心、肝、腎衰竭的患者，根本來不及讓希望變成失望，因為等候列表里，新的病人進來，舊的病人已經(jīng)離世。

但如果捐獻器官，一條生命，至少能拯救另外三條生命，讓三個家庭重燃希望。

這些信息都在何炯的心里。

有過20年重癥監(jiān)護護士的工作經(jīng)驗，做過浙江第一例肝移植特護，這些都是她如今成為協(xié)調(diào)員的優(yōu)勢。

但即便如此，她依然很難在開始介入時單刀直入介紹器官捐獻的種種好處。

懂得換位思考，這也許就是她在2012年，被選中為浙醫(yī)二院第一位人體器官捐獻協(xié)調(diào)員的原因吧。

“只有你能干這個工作。”就是這么一句話，何炯上崗了。

她知道這個工作難，卻不知道有這么難。

器官捐獻，實行直系親屬一致同意的一票否決制。即使到捐獻前的最后一刻，都可以反悔。為了照顧家屬心情，何炯不會刻意穿工作服掛上證件，普通得就像穿著嚴(yán)肅的圍觀者。

“你好，我是紅十字會的協(xié)調(diào)員。”這是見到家屬時，何炯的開場白。她故意省略了“器官捐獻”四個字。因為她知道，這個詞有時候比“死亡”還要敏感。

正因為敏感，所以每一個措辭，每一個停頓，她都很謹慎。

何炯說自己是幸運的，遇到的家屬都挺溫和，只是“溫和”的背后是堅決的反對。

在不少人根深蒂固的思維中，完整即是圓滿。大部分家屬也有這樣的理解：“器官都捐了，還能拼湊來生嗎?”這成為了何炯工作最大的障礙。

2010年至今，浙江省有將近1500個器官捐獻案例，生前表達過意愿的只有二三十人。

而勸說成功的概率，是非常低的。所以，每一次在和家屬見面之前，何炯都要預(yù)演各種可能發(fā)生的情況。“人與人的溝通沒有任何模式可以套，非要說的話，要讓家屬知道我是來幫助他們的，而不是來索取的。”

他/她有知情的權(quán)利

“我努力了，但我不強求”是何炯做協(xié)調(diào)員的心態(tài)。她堅持任何事情都應(yīng)該在平等又真誠的環(huán)境下被促成。

在勸說過程中，她都盡量放低音量，柔聲細語。“你們有沒有想過患者去世以后怎么辦?”這是她用來引入話題的一句話，大多數(shù)人都沒有準(zhǔn)備好親人的突然離世，“我只是給你們一個建議，你們可以聽聽看。”

介紹完器官捐獻，何炯會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和空間思考，不會死纏爛打。

克制很重要，要讓家屬自己做決定。曾經(jīng)有家屬捐獻了又后悔，抱怨要不是協(xié)調(diào)員一直跟著自己，他們怎么會心軟答應(yīng)。“我要是聽到家屬這么說，我會很難過的。”

她當(dāng)然希望，人體器官捐獻成功的案例越來越多，只是有些意外不能避免。

曾經(jīng)，一個女人遭遇車禍，兄弟姐妹和子女都同意了器官捐獻，卻向年邁的母親隱瞞了這個消息，老年喪女，沒有人能承受。家屬提出代簽，但何炯拒絕了，“雖然很可惜，但老母親有知情的權(quán)利。”

一天行駛800公里只為跟家屬見上一面，這么多年都不敢出遠門因為要24小時待命，不敢穿顏色太鮮艷的服裝會影響家屬的心情，給予家屬工作之外的私人幫助……這些，都是協(xié)調(diào)員的日常。從業(yè)8年，原本就感性的何炯，似乎變得更容易流淚了。

“即使看多了生死，常常也會忍不住，情感的沖擊實在太大了。”

我想聽他叫我一聲“爸爸”

一般來說，為了避免被情感左右判斷和行事，協(xié)調(diào)員不和受助者接觸。

8年來，只有一次，何炯無意間打破過“零接觸”。

她在病房里碰到了那位年輕的受助者。一米八的大高個，三十來歲，很帥氣，因為心臟衰竭無法躺著入眠，需要打針才能坐靠著瞇會兒。是否還能等待到一顆健康心臟，他不知道。

何炯目睹著這一切，心里很難受。

她心理建設(shè)了一陣，還是下定決心，再次聯(lián)系了各項指標(biāo)都比較匹配的捐贈者的家屬。捐贈者是一個因意外而過世的女生，父親和哥哥已經(jīng)同意捐贈女孩的腎臟、肝臟和眼角膜了，但是心臟除外。

“受助者是一個丈夫，一個爸爸，一個兒子。一顆心臟，救的不僅僅是他一個人，而是他的一個家。”何炯說得真誠，最后打動了那位女生的父親。

這是何炯第一次為了受助者而“努力糾纏”。幸好，結(jié)果如雙方所愿。

但女生的父親有一個條件：“我想聽他叫我一聲‘爸爸’。”

多無力又動人的要求，何炯沒有理由拒絕。

心臟移植手術(shù)之后，何炯來到了受助者的病房，撥通了電話，兩個陌生男人，因為那一聲“爸爸”，聯(lián)系在了一起。

何炯并不知道電話那頭，女生的父親是否泣不成聲，但她知道那一聲，彌補了遺憾。(本報記者 楊茜 見習(xí)記者 陳馨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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